，你先向邻居借一借。”“你就不能回来一次”“我刚回过一次上海，不能再请假了，我们规定一个月回家四天。干校里活多，也重咳咳”爸爸说着话，咳嗽起来，咳了一阵才停下，“这几天正开河，要抢在元旦前把河开通。”我硬着头皮开口向邻居借钱。邻居告诉我，回沪探亲的知青，生活有困难，可以向街道“知青办”预支，每月十块钱，二十五斤粮票。我怯怯地去了，果然有此规定。可十块钱够个什么开销啊，要买米、买菜、买油、买煤球、买盐、买酱油，平时爸爸和哥哥回上海来，大概都是到处打“游击”，并不在家煮饭吃的，家里啥都没有，啥都得买。我剋得很紧，样样东西算计着买，十块钱还是一下子就光了。幸好爸爸的汇款很快到了，不几天，在崇明前哨农场的哥哥，也给我寄了二十块钱。我一下子成了个“大富翁”，在上海混一两个月没问题了。可我仍然非常俭省，甚至可以说是吝啬。匆匆忙忙逃离歇凉寨，连件替换的衣裳都没有。一回到家，我就翻箱倒柜。抄家之后，从十九号大院二号小楼搬到瑞仁里的，就是一只被柜，一只箱子。翻了半天，总算翻出了几件故世的妈妈当年穿的半新的衣服。在家里，我就穿这些旧衣裳。上街时我才换上穿回来的那套。好在我也不常出去，不像那些回沪后聚在一起的知青们，有空就出去逛马路，到一家一家去串门。月底，爸爸回来了。两年不见，他成了个老头，两鬓染霜，动作迟钝，说话低声下气的，脸也在干校晒得黑红黑红。眼角那些成扇状展开的鱼尾纹，像刀刻上去的一般。我对他讲起为什么会突然跑回家来，讲着讲着，讲到那一夜大水几乎淹没保管房，而吴大中企图侮辱我的时候，我失声大哭爸爸的眼睛瞪直了，光是抽烟，抽廉价的劳动牌，一边抽一边咳嗽。他听完了，什么话都没说，以后的四天里也始终没提这事。只在临走那天夜间，给我留下个月的生活费时，多拿出了十五块钱，嗓音沙哑地说：“碰到那个替你垫车票的同学，把钱还他。”春节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跟我谈起了陆朝龙。他说这是干校一位同志主动提及的，这陆朝龙是那位同志的亲戚，说他本来也是上海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走的是“自寻出路”的插队落户道路，他所在的公社就在黄浦江对面，摆渡到浦东，坐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甚至比在闵行上班的工人还方便一点。更主要的是陆朝龙下乡后表现突出，又有当地的亲戚提携，两三年间，已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干部，前程远大。爸爸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提起这个人，我很敏感。果然，随后几天里，他侃侃而谈，把陆朝龙的情况彻底地给我介绍了。陆朝龙所在的宽桥公社，年年都有招工名额。特别是市区的宾馆、饭店，每年总要到他们那儿招收服务人员，指定要姑娘，五官还要端正一点的。如果能转点到市郊的宽桥公社来，一两年内进上海，那是没问题的。爸爸和我之间，只剩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就让我主动捅破吧，省得爸爸为难：“爸爸，有什么办法转点到市郊来呢”“要有办法，爸爸当初也不会让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了。”“那现在”“干校的同志说，陆朝龙虽是公社副主任，明目张胆地开后门，怕也难办。”“那就没办法了。”“办法倒有一个，就看你愿不愿意。”接着，爸爸又说了陆朝龙的意思，他无意在宽桥公社的范围内找对象，他还是希望在市区找，即使市区的姑娘不愿意，哪怕是市区出去插队的也可以。我早猜着了。爸爸一谈这个话题，我就猜到了。但我沉默着，我在忖度，也许，这并不是干校的同志主动跟爸爸谈的，而是爸爸托人找的门路。“你看呢玉苏。听你讲过那一番遭遇，我考虑，你再回贵州歇凉寨去，不合适。”“等哥哥回来，一起商量。”爸爸皱皱眉头：“大年夜不到，他不会回来的。”“会的。我特地写了信去。”“他回信了”“没有。没有回信不更说明他要回来嘛。今天不来，可能是买不到船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