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他指着记者证扉页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苏大爷（苏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长 兼公安局长）问：“他是你师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中校端详了一阵 ，喃喃自语：“像个好警察，怎么，他管区人口是以色列全国人口的两倍半？”我将警官的 笔录看了两遍，确信没有对我不利之处后才在右下角签了名。警官将笔录夹入卷宗：“对不 起，国防军的先生们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我想你得跟他们走。”我知道事己至此，只 有听天由命。不过我有权用电话通知一下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说：“不必了， 你已经上了电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飞人使南方军区跳了起来’”可我仍坚持给耶路撒冷首 席记者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的坐标。

    五

    出警察局，两辆包着防护网的国防军吉普车紧逼着我的大吉普，整整两车头顶包了迷彩 布的盂型钢盔、穿开福拉防弹背心的国防军，虎视眈眈地坐在车上。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少 尉朝我一挥手：“F1yingman，Followme！”

    （飞人，跟着我！）两车国防军一前一后押着我沿加沙公路驶向西南。看着右侧的沙漠 太阳由白变红，我几次轻踏油门企图超过前面慢吞吞的军用吉普，可都被摆动着加里尔步枪 的国防军逼了回来，黑洞洞的枪口晃得我胆颤心惊。驶入一个小村，国防军作出密集编队的 手势，看着他们脚登车帮，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尔步枪，吉普车成了向四周乍刺的大 刺猬，显然将通过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块从天而降，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又 高高弹起，以军开始还击，跳跃的弹壳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盖上。急转弯时，前面军车尾部 丈把高突突乱颤的鞭状天线竟横抽到我的前风挡上。

    我被带进一个四周筑有沙墙的阵地中，只能看到了望塔上操纵比利时Mag机枪的两个哨兵 和懒洋洋下垂的大卫星旗。我被命令将所有物品搬到沙地上，由一帮我认为是军警宪特外加 摩萨德的人员仔细检查。我真羡慕他们有如此的耐心，连我车内的装饰板都拆下来，推敲夹 层里是否藏了武器，我器材箱中的几瓶显影液被怀疑是“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Cockt ai1，一种著名的汽油燃烧瓶）。

    一位戴眼镜者发现我的两台尼康F3相机备忘插上分别是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后 而格外警惕。我坦然地解释说：“我是个在动荡地区拍新闻照片谋生的人；当然，我是个很 守法的人。不过，在那些不按规矩打牌的地方得学会自我保护。在北非，没有哪个恐怖分子 敢绑架卡扎菲上校的朋友；在加沙地带，有一张与阿拉法特的合影，至少可以不挨石头。” 显然，国防军已经相信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记者，而造成我“非法入境”的主要原因是边 境上的哨兵。尽管我是个无辜受害的可怜虫，可国防军仍坚持要把我押回边境，重新演练一 番过关程序。“因为这对你我双方都至关重要，以色国防军决不允许任何人突破自己的防线 。”

    六

    我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因为当我被以色列国防军押回埃以边境时，埃及 仍拒绝将我的各种过关文件移交以色列。埃以双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埃方坚持最多只能提 供各种证明的复印件，而以色列则非要原件不可。

    我和我的大吉普被搁在边界上，一名端M一21的狙击手远远地喝令我呆在车上别动。我深 知这种加瞄准具。因越战而闻名的步枪的威力，其7。62毫米的铅弹随时可以把我轰在界碑上 。我乖乖地坐在驾驶座上，可一张生就的硬嘴兀自不服：“战俘还享受日内瓦公约，可我现 在像是在奥斯维辛。”我正全神贯注地与狙击手用手比划，一位戴“边境联络”臂章的军官 从天而降在我车前：“国防军中校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