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泽东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 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 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everyone is 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意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 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