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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 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 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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