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8.14 “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 - Enlig）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