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