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 estern 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