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8.10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i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