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