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零）页一五零～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见注 。

    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

    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笔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

    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零）页七一。

    见注 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

    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lt;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gt;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

    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 .Martin ilbur（华名韦慕庭）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y Press, 1976），第四章lt;驾驭列强之企图gt;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干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lt;检讨中山先生致大隈首相书的真实性gt;（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同上，页一二四四）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