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

    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

    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夥，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

    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

    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夥。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撤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所获实利，足证之也。

    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冕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袁世凯）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 。

    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

    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

    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零零。

    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册页三六七“民初政党变化图”。这些议员最喜欢的是万年国会，最怕的则是解散国会。

    关于“护法”内战之详情，参阅陶菊隐前书第三、四册。

    参考英文版《民国名人传》（Biograpionary of Republican Cy Press 1967～1971）各人本传。此书国内有汉译本。

    传闻德国驻华公便辛慈（Von ze）曾设法贿赂段祺瑞，冀其中止“参战”活动，段曾讽其贿金数目远不如协约国云。见前引吴相湘书，下册页一二八六。

    同上。吴氏前书，下册页一二八九～一二九二。韦慕庭前书，页九三、三二零、三二二。最具权威性的发现。则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自战后德国档案中，所发掘出来的德国外交官当年的秘密报告。见氏著lt;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gt;（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学术讨论会记录），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中国国民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页三一七～三四三。最早且最具传奇性地报道中山收受这项秘款（现金）的情形，则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一九四四）第二集页五九～六零。

    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终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先生于五零年代详尽告诉我，第一次大战期间，国民党领袖戴季陶、蒋介石、阵果夫等均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笔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忆，亦提及之。见潘公展lt;申江二十年报林掌故gt;，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