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而背叛民国。治史者作诛心之论，称所谓“洪宪六君子”为帮凶，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感于议会政治不能行于中国而发生失当的反动，其动机未必就是专为个人利禄打算也。

    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对古德诺所谓“劝袁称帝”这段公案有极深之探讨，对古氏亦甚不谅。见郅玉汝讲lt;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gt;。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页一二三～一六六。笔者亦尝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觅出古氏给袁氏之保陈原件。读之深觉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赃。古氏之原意是：一、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二、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为佳（未及帝制也）；三、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选为佳，亦即国民党当年的旧政协与今日大陆之政协方式也。当另论之。

    正因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势。也是当年国民党内外所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中山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参见前引李剑农《政治史》上册八、九讲章）事实上，收拾那时的残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予袁。但是中山毕竟有个时散时合、新陈代谢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政策虽时在变动，而中山由于有百折不挠的个性，故始终保持了中国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于是，在其党内的地位与日俱增，权力与日俱大。等到“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之下改组时，他竟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国民党乃由一个普通政党转为一个独裁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甲式政党”和“乙式政党”之别了。见杨承彬著《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一九六七）页一五二。中山由于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其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绝对真理，所以机缘一到，他便东山再起了。

    据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六十二万港币（约三十一万美元）。而郑宪教授之估计则更低于此数。吴相湘教授则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见《孙逸仙先生傅》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

    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席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

    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俊再图大举。见李剑农一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通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

    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