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单”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 。

    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零。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零转引邵元冲文。

    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

    “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零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些三长，就些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零～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些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头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 Sorontor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 1948 , p66）。

    当中共红军尚在“苏区”与白军作战时期，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一手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甚为羡慕，他自己也想组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故有此戏语；然后期《选集》中，此话则被删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党史家，当能记忆及之，甚或一索得之。

    此处评蒋之言，余闻之于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可能这也是国民党高干们的共同意见。列宁如以中国传统哲学规范之，或可称之为“法家”；蒋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或可概括之曰“阳儒阴法”，也就变成该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领袖了。

    笔者曾参用中西史料档案，就此一公案于一九五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一英文“硕士论文”（凡十八章，共二七零页）以详辨析之。

    见中华革命党总理“誓词”各影印本。

    见注 。

    “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为“列宁主义”的延伸。西方学者每以把马、列主养引入农村为毛氏之贡献，其实工、农同列，列宁实首倡之也。

    读者之中。或有入认为笔者此言是对“国父”有点“讽之也”之嫌。其实“孙文学说”和任何学说一样。除却一部分有实践价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设。伟大的空话自孔丘、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