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 ！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 ！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 。

    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 。“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 。

    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 。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 。

    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 。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 。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 。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 。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 。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 。

    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 。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 。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 ？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 。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 。

    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5.4 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

    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