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 。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 。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着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 ，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借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 。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 。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 ，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

    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

    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 。

    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 ，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 ，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

    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