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
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