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舆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舆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严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