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对于修女们主持的圣万桑孤儿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她们收养所有被扔到阴沟里的女婴，由于穷困，那时的人们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记得是三个大修女管理这个孤儿院，她们穿着异常宽大的裙子，戴着从圣万桑时代就未曾改变的三角尖锥帽。她们走来走去，怀里总是抱着小宝宝。这些任务让她们忙碌不堪。在我记忆中，现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从婴儿室里传来的味道，夹着尿骚和奶腥，因为她们实在没工夫及时给每个宝宝换尿布。

    这些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成为年轻男人向往的对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开办的刺绣工场工作，这些小姑娘接到许多求婚请求。修女们对这些婚姻都要从中插一手。她们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向当地人探听这些求婚者的情况，决定姑娘们的取舍。她们可不能让一手养大的女儿轻易出手。

    广州的政局非常紧张。中国起义者包围了法租界，我们无法出去。一个想出去的法国人被一枪击毙。领事馆的人挖壕沟，存粮食。停靠在珠江边的法国战舰给我们运送食品供给。任何中国人都不得留在欧洲使领馆工作。由于人手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们的厨师阿发是个例外。作为中国人，他被勒令离开，但他又沿着珠江悄悄回来了。父母惊喜地迎接了他。从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随着我们，度假也和我们一起回法国。他真正的家庭，是我们。

    后来，我回法国休假。在休假期间，我接受了阑尾手术，为了表扬我的勇敢，医生特意为我请来了当时的大歌星露露。

    母亲当时应该是19岁，她没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维鸿医生只好请来年轻的中国母亲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张我的乳娘安娜发的照片。母亲因为不能亲自喂养我，总怀有犯罪感。

    在野外游荡时，我们被那其实是坟墓的小土堆吓着了。我记得后来，我们还藏到那些土堆后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没有为欧洲孩子准备的学校，是父母担任了教育我们的职责。像其他欧洲的孩子一样，我们由一个中国阿妈抚育，由一位法国神甫启蒙语法和文学。

    这是一段热烈多彩的领事馆生活。欧洲人为数不多，我们常常聚会，食品可以和当时法国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亲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从来没做过饭，她用一本法文菜谱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中国厨师阿发，按照我母亲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于是我们就吃着一位中国厨师（对法餐不屑一顾）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代表法国的父亲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法国国旗在领事馆的屋顶上飘扬，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非常浓烈。我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国主义者。母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九个兄弟中的六个，由于他们的献身，我的外祖父在被军队征兵后又获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够作为工程师去印度支那修筑铁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回法国，和回国休假的父亲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记得他们曾告诉我这艘船的名字：“保罗?勒加”。父亲和母亲初次相逢，在船上，他们确认了要终身结合。

    我和另一位法国孩子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母亲各自先后在使馆生产。我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