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与博达尔一晤，但未能如愿。毕竟他保存了关于重庆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记忆。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爱的是他的回忆录。我想他是9岁回到法国的，而我在中国呆到16岁。成为他的仰慕者，是因为我曾想要讲述他所讲述了的一切。

    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 ，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从法国休假回来后，我们去往另一个新城市：汉口。去汉口之前，我们先回了一趟海口。那时，征战的军阀和黑社会都想方设法从租界往外运送军火、药材……在一趟从重庆到天津的旅行中，我母亲天真地接受了一个要她捎带的包裹。下船时，英国海关发现包里全是鸦片。这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尽管我们是惟一的欧洲小孩，可一点也不寂寞。我的两个小弟弟和我，有各种球和自行车。中国成为我们的大游戏场。父母从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碰到的各种忧虑和问题。我们常去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去那里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为了爬到船上去，我们必须从水面上爬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这可苦了那些穿着大袍子和肥衬裙的修女。

    1936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 。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父亲和他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玛利亚死于1926年。父亲曾经非常敬爱她，所以把她也带到重庆来一起生活，尽管这对新婚的小两口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玛利亚，尽管她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还是记得她的形象：总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撑，她告诉我这样肚子会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细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

    我还记得海口的一个大胡子神甫朱里奥特，还有埃塞尔多医生，雷奥代神甫。雷奥代神甫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总是用大嗓门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这些人，神甫呀，医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