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年纪一大把。但其实他们也不过就30到35岁。那里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一些美国人。有一位欧亚混血的贝特罗先生。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父母做了这些孩子们的教父和教母。这样，在我们的中国生活中，总能碰到七个小贝特罗中的某一个。无论在上海、汉口或者是广东……总有一个贝特罗在那里。

    在重庆和海口之后，我们到了广州。这段时日尤其动荡，国民党当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6岁，从那时开始，我明白有一个做领事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我带去了一张我出生时代的关于重庆法国领事馆的明信片，从上面可以辨认出一座欧式大型建筑坐落在山坡上，绿树环绕，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带去的明信片，中国导游认为，法国领事馆是他知道的江边的一处所在。快10点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两位导游开始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国使馆。一些人就像我们在中国总是碰到的那样，手臂一扬，给我们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为细节参照，我还带上了自己1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玛利亚扶着我，放我的那张桌子摆在一排小台阶上。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楼前，大叫起来：“这就是我的台阶，这就是我的台阶。”这正是照片上石阶的梯坎！在这座美丽建筑的底层石块上，我看见这样的石灰题字：“法国领事馆”。石阶直通房屋，大花园被一条路取代。我们看见屋里有隐约的灯光，就敲门试探。一个人打开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现在成了面粉装包车间。尽管时辰已晚，那人还是非常善意地让我们进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玛利?乐和甘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