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找到了生活的节奏：在这家吃晚饭，在那家打牌，拜访十几位住在成都的法国人，其中有平民也有教士。还在周日参加弥撒。他虽然为“娱乐法国社区”而担心，但也悄悄为这个社区接受了他，并且自己的多种才艺——音乐的，诗歌的和幽默的——能得以展现而高兴。必须说明，虽然四川的生活和上海、北京那种繁杂世俗的生活截然不同，可是沉重的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都渗入了在四川的欧洲人心中，他们生活在淡淡的担忧和挥之不去的恐惧中。

    儒勒渐渐发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优点，也非常适应这里的中国生活，这些都给他带来了热情。这种热情表现在他自愿给法国报纸写文章，他对人力车等琐碎细节大发感慨……，可是玛利亚并无同感。虽然都是小事，但是对这些事情的不同意见，让我们了解到许多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蔑视儒勒的一些孩子气的行为。尽管距离遥远，而且儒勒公务繁忙，她还是不忘时时提醒他注意规矩，或是让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然而，儒勒深爱这位勇敢而且总是与他精神同在的母亲。玛利亚努力从人性的角度来养育这个儿子，我们可以把这种价值观归为“左派天主教”式。儒勒从此成为一个男人的事实，进入一种特殊“状况”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母亲对他的强烈影响，而儒勒自己也愉快地接受这种影响。是的，儒勒和玛利亚是两个真正远距离而精神相通的人。其中，儿子的柔情和感谢表现在他认为母亲继续在指引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你，谁又有这种权力或深情呢？”说到对母亲方面的依恋，则可以从无数精心关照的细节中看出来， 比如1909年8月6日，玛利亚的电报准时到达儒勒手中，那天他正在中国庆祝自己24岁的生日。

    成都，1909年7月9日

    亲爱的妈妈：

    又收又发，我处理了大量信件！已经写到了第二十五封，寄出了三十多封，因为你知道我从不延误回复信件。上星期忘了告诉你，我们的法国居民又增加了二又二分之一个。图佛先生，军医中士，他的夫人和女儿。两个大人来自高马汉地区，第三个来自扬子江。还有比在扬子江上行驶的机动帆船上降生更不凡的事吗？没有一个人能帮助生产的母亲，我想是船老大的老婆帮了把手。从动身到到达，他们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得不从上海就开始走水路，因为要给巴斯德研究所带非常巨大的箱子。我只用了五十三天，可已经觉得受够了！

    除了天主教的传教士之外，在城市的另一个角，有一家马里斯教团主持的法语学校。他们有三个人，都非常可爱。我昨天拜访了他们。为了达到学生期待的效果——据说这些学生里有两个老挝国王的儿子——我准备了四乘大轿，给那四个轿夫穿上领事馆制服，又征调了两个平常的士兵在轿前开道（我说“平常”，是因为在官方拜访中使用的士兵都是那一天特殊征用的，就像我征用轿夫一样）。飞快地跑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法文书局”。到了后才明白，虽然传教士都在那儿，但是学生们已经在十五天前就放假了！遗憾！遗憾！

    从周一开始，我每天和领事馆的文人——严先生，学一课中文。他的法文词汇量没我的中文词汇量大，有时我们沟通比较难。.他带我读中文报纸，我得把有趣的消息报告给邦思先生。我只能报告我弄懂了的，这可不够让领事大人写出能给他赢得玫瑰勋章的公务报告……不用着急，慢慢来吧！

    说到我这份“副领事”的工作，实在不值一提！至今为止，我只写过一份死亡证明。我不得不一次次重写，因为缺乏经验。如果还没有法国居民愿意结婚或生孩子的话，我真不知自己还有什么事做。

    周日，7月12日

    你知道什么是邦卡吗？就是一块裹了布的板子，再顶着一长段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