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先生是位聪明而且有素养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时更喜欢遣词造句的话，他会做出更多贡献” 。

    正职任官到任，儒勒遗憾地离开香港领馆，重上回归欧洲的旅途。出发的安排松散，给了儒勒时间，以便处理未来工作的一些细节。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卢梭”号，她们不知道，这样子看着中国土地远去，对于她们是最后一次了。只有玛利在近五十年后才再次走上这条旅程。为了缅怀过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儿时羡慕的飞机。

    对于儒勒来说，再一次的告别，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时间后，重返“混乱的中国”。他重新返回的欧洲，却不见得比他刚离开数个星期的破败的中国更好。军靴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从1926年起自称“国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复兴罗马帝国。两年后，1935年，元首入侵了那时还叫 “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却没有受到法国政府任何批评。法国政府害怕墨索里尼与德国结盟而宁愿迁就。在西班牙，将军的叛乱——其中有佛朗哥——得到德国军队和意大利的支持。他们发动内战，法国再次拒绝正式插手。1936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大会，表示希望占领“新的生存空间”，随后占领了邻近的莱茵区。两个月后，德国与日本签订反苏联的反共协定，随后意大利于1937年1月也签字加入。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促进极端主义的发展。全面战争的棋盘已经展开。

    儒勒利用一切都似乎停滞的这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主要是治疗在中国潮热气候中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高血压。在鲁瓦亚的多姆山脚下，儒勒进行温泉疗法，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放松。儒勒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逃过在中国困难生活条件下而造成的身体损耗。儒勒在1937年的笔记中写到，他的家庭“被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弄虚弱了”，麦尔塞黛则留下后遗症。1938年1月，儒勒从部里获准延长假期三个月，“以便能在鲁瓦亚再进行一个疗程的温泉疗养”。同时，儒勒告知部里，因为“鲁瓦亚的常温气候对我的健康极为有利，我希望能到靠近法国的岗位上工作，使我能每年回来进行治疗高血压的特别疗程” 。

    这是儒勒到中国任职以来的第一次表达，想离开他从1909年开始，二十九年以来一直任职的国家。此时他将近53岁，健康状况受到困扰，上级对他的不利看法使他泄气。但是他真的希望离开中国？虽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而且考虑过更稳定些的家庭生活，但儒勒是否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已经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国家呢？无论作为外交官还是作为一个人，儒勒都是在这里成就的。当然中国的生活是可怕的，气候与持久的战争并不算什么，从他到任起战争就在以各种理由蹂躏这个国家。当然，儒勒禁不住会想起这个国家与他两个亲爱的人的死亡有关，玛利亚因为气候而衰弱，扎维染上肺结核。但是在儒勒丰富的生活中，中国带给他的利与弊合起来不正是使他产生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依恋？

    时隔多年，我们很难探寻儒勒内心的挣扎。面对这次离别中国，他也许想拒绝再前往。但是他能为自己规划前景的时间很短，因为上级很快就告诉他将重去中国，领导中国东北哈尔滨的领事馆。结束了鲁瓦亚的第二个疗程，儒勒告诉部里他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在离开巴黎前，我去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票，他们给了我5月27日离开巴黎的票，我将在6月6日到达哈尔滨。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方便，我希望因此健康得到很大改善。”他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