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回中国，此时他对重回中国有没有丝毫遗憾的感觉，是否冷漠的上级机关与儒勒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呢？

    1938年6月，儒勒再次只身来到中国。或许他不带家人随行的原因，是由于要应对不确定局面。应该说，不确定感是1938年全世界共有的感觉，欧洲仍然希望民主国家首脑的努力会阻止战争发生，而中国已经投入对日作战，还不知道今后的十一年战争将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正在被日军“吞并”。日军年底在华北达到最终目标，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最大的屈辱是上海同样落入敌手，11月，在战斗之后，二十七万人死亡。不久，南京遭遇同样命运，日军在六个星期的暴行中强奸了两万妇女，屠杀了十五万人，其中有四万平民。蒋介石政府尽管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撤离了这座城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阵线丢掉了对华北的控制。日军10月从南方发动对广东的进攻，迫使蒋介石接着逃亡到重庆，到容易防守的四川群山之中。1938年底，日本沿着想象中连结北京、武汉、广州的一条线（注：京广线）占领了东部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这种局面一种持续到1944年4月。日本帝国在此期间只是大规模轰炸重庆和进行一些有限行动，将华东和华北的治理交给汉奸政府。

    1939年5月，儒勒到达哈尔滨仅一年，准备休假。他的归期预定在9月。计算上路程时间，儒勒只需几个星期假期。欧洲正在打大仗，他知道家人仍呆在法国，或许这是促使他进行这次艰险旅行的原因？也许他想找到家人并保护他们，而我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后来没有同他一起走。问题没有答案。儒勒在此期间被晋升为二等领事，他回到了法国。

    假期很短。无疑，儒勒和麦尔塞黛对战争能被避免是存有希望的，但现实很快就将希望打破。1939年3月希特勒对波兰的苛刻要求，5月与意大利的钢铁协定，尤其是8月与斯大林签署的苏德协定，事情已经不容怀疑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同许多家庭一样，这段时间对于乐和甘一家来说也是一个混乱时期。往往在战争时期，情感歪曲记忆，匆促的出发错过来信，时隔六十年，很难了解那时的情况。我们在麦尔塞黛此后的一封信中得知，她打算于1940年3月带着孩子们去与儒勒会合，但是扎维病倒了，她将行期推迟到6月，随后就陷入了德军占领的风暴。1939年8月26日，儒勒通知哈尔滨领馆自己的行程时，也许她们当时应该陪着儒勒一起走。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儒勒，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想象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这是他头一次从西路去中国。将家人抛在身后，不能与她们同行，而且她们注定要面对可怕的战争，他该是多么难过。当然，他相信与麦尔塞黛彼此保证的尽快会合的诺言一定会实现。但是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与内心想法并不合拍，乱世里的希望通常会在人们的疯狂面前碰壁。

    儒勒发给麦尔塞黛的第一封电报，从大西洋彼岸通知她：“乐和甘先生到达纽约。”而麦尔塞黛此时住在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紧准备出发的手续。部里负责通知儒勒有关麦尔塞黛的进展情况。10月20日，部里的密码电报写道：“乐和甘夫人申请带孩子与您会合。请通知我您是否准许她出发。”儒勒已经踏上中国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职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顺便揶揄他的机关：“乐和甘先生准许家人立即来与他会合，只要部里告诉他们他被任命到哪个岗位。”

    1939年11月6日，麦尔塞黛发电报给外交部的传信人：“寄罗莱先生，答复乐和甘先生。我计划今年底与女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