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去中国。谢谢。乐和甘夫人。” 扎维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恶劣的气氛中，麦尔塞黛和玛利将离开法国，自己几个月后能再见到她们，应该很高兴。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暂。麦尔塞黛和玛利再也不能与儒勒会合，在战争和遍布潜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险使她们推迟行程。麦尔塞黛和孩子们被困在法国，儒勒被困在中国东北，分离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困难的生活条件。这对夫妇再次经历流离时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漂泊，他幽闭在敌占领土的领事馆（占据东北的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此对应的是麦尔塞黛身体的漂泊，像千万法国人一样，她被迫忍耐封锁并随时寻求躲避。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她寻求帮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鲁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称为“流浪者”，这封信谈到了她自己的焦虑，日常生活以及必须寻求亲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从5月底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三人。6月我躲在卡奥，我拍电报给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电报是否收到。我还在想何时怎样才能和两个孩子去哈尔滨，玛利19岁，扎维17岁了。时局好的时候，我曾想过让他们在上海上中学。对他们而言，在这个年纪回远东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时，我们暂时生活在德·蒙齐先生在卡奥的领地，6月里他的保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等待你们对我行程安排的决定时，我想去巴涅·德·比高尔，如果能在那里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奥同孩子们会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邮政信箱，对于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邮政信箱比较安全。

    抱歉在悲惨时代我用这些无聊小事来占用您的时间，我本不想用这些来打扰您。

    我希望您家里都好，家庭的联系渐渐重新密切。只有战俘们值得同情，囚禁是难于承受的。

    麦尔塞黛·乐和甘

    麦尔塞黛得到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她放心。“我认为你带着孩子平安与丈夫会合的时机还未来到。我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在合适时机与您同行。”除了寄托微薄的希望，还能怎样对待这些话？是的，麦尔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悬于这些她不大认识的官员的一张嘴。他们有人选择留下为贝当政府服务，另一些抛弃了投敌政府。她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与儒勒保持联系。她不耐烦了，向遥远的满洲成功发出过几封电报，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从法国驻上海使馆转发的电报：“乐和甘夫人与孩子们很好，目前在卡奥费纳隆街普拉纳卡萨涅夫人家询问丈夫近况。”电报最终到达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励，安慰：“不要担心，我定期往卡奥市政府写信。印度支那银行转去汇款。乐和甘。”战时通信是简短的，吝啬细节，隐瞒着未表述的东西，但是所表达的意义重要：我们坚持着，仅此而已。

    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1941年6月，麦尔塞黛获准进入占领区，她一直在努力获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电报给丈夫：“从7月来无消息。玛利和我试图去母亲那儿，她病重。我们1月回卡奥，扎维在此继续学业。身体很好。”同一时期，她重新到部里努力，希望与儒勒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