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那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启动，从理论上看，它既可以向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也会为农村改革特别是涉及城市的问题创造出新的机遇，一个城乡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局面即将出现。可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理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改革重心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向中国的城市倾斜，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次陷入一个极端困难的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连续五年，下达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进作用。

    人们或许还记得，一九八四年，首都举行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时，京郊农民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的巨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可是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经不多了，这以后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只能越写越抽象、越写越原则，没有了新内容和新措施，最后，用来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便悄然消失。于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实，重又浮出水面：旷时三十二年之后，建国初期由廖鲁言提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转移当年的年底，被在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了出来。

    当时农村经济才刚刚开始活跃，先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但各级政府居然就认为农民都已经很富了，许多部门便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增加税费等途径，纷纷从农民腰包里去掏钱。

    中国的农民就在这无休无止的行政事业费及各色各样的摊派、集资和罚款的沉重负担中，正在丧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依赖，当年大包干引发出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已荡然无存。

    曾在安徽亲自领导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农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个继续给农民鼓劲的文件，否则，农民就不会再听共产党的话了。”

    但是，农民已经得到的利益，一点一点地还是被收回了。

    尽管，这期间，邓小平曾提醒：“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