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为了解决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同时，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向农民获取税收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后，接着就改制为九万二千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力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拉越大，不仅建有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于是，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食品、渔业，应运而生。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日益膨胀的单位和日益庞杂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农民来养活的。

    农民的负担从此就由“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趋严重！

    这以后，国家非但没有把臃肿的机构及大量冗员下决心精简，而是为满足地方党政组织及下设部门不断增长的开支需求，不断地又以各种“红头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多种负担：比如，不但从农业税中派生出了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甚至还把村级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村干部的报酬和管理开支，以及乡村两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乡统筹”也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并做出征收标准的刚性规定。这其中有许多本该是政府拨款解决的，最后却都发展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陆学艺说，纵观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倒霉的总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把“贡献”在嘴里咬得很重，听起来实际上就成了“牺牲”。

    他说，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国家进行了一次宏观经济调整，由于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减少，并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又一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比历次都更大。当时国家下决心进行国企改革，宏观经济调整的动作很大，全国各地就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登记失业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人员甚至超过百分之十，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粮食等产品的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从两元降到一元以下，鸡蛋从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价格更是连连下跌，所以，职工下岗后发的津贴虽然很少，生活却还能过得去，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一九九六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为一万零九十亿斤；一九九七年为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一九九八年为一万零二百四十六亿斤；一九九九年为一万零一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一万亿斤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一点零三五五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便是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减到每斤零点七零七五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是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是说，一九九九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并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产不再增收，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除粮食而外，其他的一切农副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仅一九九九年与一九九六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也要减少四千亿元。二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得更多。

    可以说，仅从一九九六年到2000年短短的四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