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万六千亿以上！

    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顺利实现援助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一次“增产不增收”，出现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一九八九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为负增长；第二次出现在一九九六年之后，人均纯收入的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加剧地显现出来。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件工作，将一九八六年以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开的文件中有关政策与评论性的文字，输入电脑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文字部分，出现了一批新的词汇，这是中国汉语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农业”、“吃大户”、“打白条”、“口头农业”、“农民负担”等等；而使用得最频繁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思的分析。

    就在我们动手写这部作品时，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不少专家呼吁：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减税。各国普遍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人为地压低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而我国不但是少数几个不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一，还是为数不多仍在向农民收税的国家之一。一九九六年到二00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合理通货紧缩尚能够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税，大幅度裁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