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