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