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务虚？既明白了犀有“正透”、“倒透”、“透到底为贵”意思，又知道记载中有“竹犀形大纹粗可以乱真”的说法，且明白元明杂剧市语说“乔”多指装模作样假心假意，那么当时取名“点犀”用意，是不是影射有“到底假”、“透底假”意思？就自然明白了。

    也会有人不同意这么解释，以为似乎过份穿凿。从部分看，的确近于穿凿。但是如从这一节文章及全书对妙玉的性格讽刺批评看，说这两个器物取名用意一是谐声，一是会意，却大致不会错。这也还值得从另一方面再务务实看。清代以来，由康熙到乾隆，《格古要论》、《清秘藏》、《遵生八笺》《妮古录》、《长物志》、《博物要览》等等明人谈杂艺书正流行。《格致镜原》新刻出版，分门别类网罗更多，《渊鉴类函》除大字殿本外，且有古香斋巾箱本刊印。谈犀角象牙文玩事物，在曹雪芹时代，实为一般贵族士大夫所熟习。因此这类影射名物的文字，正和书中叙述打灯谜差不多，当时丫头如平儿、鸳鸯辈也能破的，若不说破谜底，要现在让我们文化部长来猜，已难说十拿九稳！觉得解释二茶具取名隐晦，是现代人和那个时代一切已脱节。（事实上说妙玉用“绿玉斗”给宝玉，系谐“搂玉肚”也大为可能！）

    总的说来，注者由于务实不够，务虚不深，对本文缺少应有认识，因此便不能把所提到的事物，放在当时历史社会背景中去求理会。

    这节文章正面说的是妙玉为人如何爱清洁，讲风雅，反面却有个凡事是假的微言深意，显明对照是奉承贾母无所不至，却极瞧不起刘姥姥。所谓文笔曲而稳的褒贬，和当时事事物物相结合，二百年前读者用不着注也能有会于心。但是，到现代，由于近半世纪社会变化格外大，即或是注书教书的专家学者，若不下一番功夫，书中谈到事事物物，事实上实在已经不大好懂了。尽管书中叙述的东西，目前可能在故宫博物院正搁在我们当眼处（记得珍宝馆就陈列过一个高脚犀角杯），如没有人点破，这就恰好是某回某页提起过的东西，也还是不能转用到注上来的。注者既不能从感性上取得应有知识，又无从向字典取经，仅从主观猜想出发，当然难于融会贯通。所以作注不能恰到好处是可以理解的。为求注解落实，最理想是有人能用个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从实践出发，下一番狠心，扎扎实实去学懂它，再来作注。其次即采取个比较老实谨慎的工作态度，凡是自己目下还不懂的，不妨暂时不注。

    由于一九五七年再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首页曾提起过，曾参考过拙作未发表部分关于注释名物资料稿本。事实上凡是纠正这些错处地方，注者采用并不多，原注错处依旧继续保留，因此当时才试提出二三事来商讨。

    前人常说著书立说不容易，其实注书工作，认真说来又何尝简单！他不仅要懂语言，也要懂文学，不仅要懂社会，还要懂文物。更重要还是不能把这几点看成孤立事物，必需融成一份知识。特别是像这样一部内容包含宏富，反映十八世纪社会上层各方面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涉及一系列风俗人情、名物制度以及许多种外来新事物，求把注释工作作到对得起原作，实在还值得有心人采取个更谨严态度用点心！和许多学术研究一样，似乎也可采用两条腿走路办法进行。其一是出版部门重新组织点社会力量，如像故宫明清工艺史组工作同志，文史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史语言所有关同志，和校正本书不同版本字句一样，来分门别类好好校正一下原来注文，并补充应注部分，再行重印，不失为一种走群众路线的比较慎重办法。如果要进一步攻尖，则不妨鼓励某些个人试采取一个更新的工作方法，老老实实去故宫各库房学三五年文物，把一切起居应用器物摸熟，凡事总得学，才能懂，懂得后，才能作好注！

    听说北大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