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这就是所谓“商山四皓”典故的由来。近二千年来注解学人，只有就四个人姓名或称绮里，或称绮里季，有些不同意见，其他却少异议。但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却把“商山四皓”叫作“南山四皓”。第一件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得到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四方除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即流行的孝子传故事，还在一角绘上那四位高士，旁边却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这个竹筐的产生时代，大致当在西汉末东汉初年。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这个南字的写法，且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个式样。

    我们可以怀疑这只是个孤证，以为汉代工人写字草率马虎，西汉草隶书“商”、“南”二字差别又甚小，兴致一来，也会把“口”作成一笔竖画便弄错了，不足为例。但是天下事无独有偶，近年在河南邓县出土一个南朝画相砖大墓里，我们又发现一些尺来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面浮雕人相旁边，又有一行四字题识：“南山四皓”。上一回漆筐上用的是草隶书，还可说容易混误，这一次却用的是楷书，大致不会错了。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且性质相当扎实可靠。

    这里让我们联想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欢喜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我惭愧读书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相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

    这个墓中发现的几十块尺来大方砖上的浮雕，搞艺术的多承认浮雕效果艺术水平相当高，可以代表这时期砖浮雕艺术成就。事实上如从搞文物角度注注眼，还可启发我们许多问题，丰富我们许多知识。在乐舞史上，则王子晋吹笙那个笙，式样和唐宋以后不同，和现代西南芦笙倒有些近。其次《隋音乐志》提到的文康伎，和诗歌中描写的文康舞形象，砖雕上有个典型的模样，也可说是唯一的形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