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战主和

    1894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年是慈禧六旬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匡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的引起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义军，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又害怕引起列强干涉而不敢贸然派兵赴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及至6月初，李鸿章听信了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一改往日的慎重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