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防御

    正当李鸿章和清廷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本政府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挑起战端。7月27日军机处上奏光绪，建议撤使：布告各国和对日宣战。与此同时，总署电询李鸿章关于撤使、布告各国的意见。第二天，李鸿章复电总署：

    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钧署拟稿必臻周妥，内属国一节，朝鲜与各国立约时，均声明在先，各国虽未明认，实已默许，可否于文内轻笔带叙，斯我先派兵非无名，后来各国调停议结亦暗伏其根。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

    ①总署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于7月30日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公论难容”。8月1日光绪颁布宣战上谕。

    从中日战争总体上看，日本采取战略进攻态势，清政府则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同日本政府精心策划、主动进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不过，既然日本业已挑起战争，清政就不能不采取实际作战措施以应变。丰岛海战之后，清政府逐渐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线为重点的三位一休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战略防御体系反映了清朝统治层的共同的战略思想。

    平壤是朝鲜旧京，“实为朝鲜全境之中权，乃图朝鲜必争之地。”

    ①奉天是清廷陵寝宫阀所在，京轰的东部屏障，因而被视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统治中心，日军的战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加强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线。这种防御体系，重在陆路，而忽视了与之休戚相关的争夺黄海、渤海制海权向题。当平壤、黄海大战之后，面对着”

    水陆两军新有挫失”、风传日军“图犯北京”、“谋袭沈阳”的严酷现实，李鸿章上疏说：“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②李鸿章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符合清廷故意愿，立即得到光绪的批准。此后，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这个战略计划来指导防务的，即使日本把军锋指向辽东和山东半岛、力图摧毁北洋海军基地、动摇渤海两翼钥形屏障之后，清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变动防御重点，仍然坚持重沈阳、京畿而轻视辽东、山东半岛的作法，致使清军兵力布署出现了反常现象：敌锋未及的沈阳、京畿地区大军云集，游移于战场之外，而敌人主攻的地区兵力严重不足，寡不敌众。实践证明，这种战略计划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以辽东和山东两个半岛为战略重点，控制渤海，拱卫沈阳和束畿。

    清朝统治层虽然在战略恩想上并无二致，但是在战略防御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光绪倾向于积极防御，而李鸿章则坚持消极防御。光绪和李鸿章关于防御方针之争，主要表现在对北路援军和北洋舰队的指导上。

    关于北路援军的进止，光绪在发布宣战上谕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鸿章“迅①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5，第31页。

    ① 姚锡光：《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中日战争》（五），第234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5—28页。

    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鸿章“加电迅催”，“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