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6月15 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广东巡抚德寿兼署。

    18日李鸿章接到“电传谕旨”后，“宣布立刻遵旨北上”。但是，事实上李鸿章并没有“立刻”动身，他公然置朝命于不顾，徘徊观望，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匡、荣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

    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

    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

    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

    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

    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 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 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宫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①。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①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因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