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拟“借乘俄舰赴津”，但考虑到“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借乘俄舰易启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安平”轮，由一艘俄国军舰护送赴津。

    9月18日李鸿章乘“安平”轮抵达塘沽，在一群俄国军官的欢迎和保护下登岸。各国官兵对俄国军官“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奇怪。”一个站在码头上的德国中尉因为俄国军官“穿上礼服欢迎这么个人物，非常粗鲁地表示莫名其妙。”李鸿章在会晤俄国陆海军司令时，既对俄国从北京部分撤军表示感谢，又力劝俄军暂缓进攻沈阳。19日李鸿章在俄军护送下到达天津。在他的住所担任门岗的“俄国卫队建立了很严格的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以防止闲杂人接近他。”李鸿章一方面情愿地接受俄国的“特殊礼遇”，另一方面又欲盖弥彰地洗刷“亲俄派”的嫌疑。他在会见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社德维时，询问赫德为什么没有遵照皇上的谕旨，“安排用军舰从上海接他到大沽”，而他本人已接到这样的谕旨。他表白说，如果赫德遵旨照办，“那么他也就不会由俄国军舰护送，因而引起他是亲俄派的流言了。”李鸿章还会见了德员德璀琳，德璀琳提醒他，瓦德西在谈判中将是一个主要人物。

    不久，瓦德西抵达天津，李鸿章急不可待地谋求与之会晤，但瓦德西却遵照德国政府指令，“对李氏之请求，每拒绝之。”借口“只管战事，不管交涉”。

    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虽然在上海曾与李鸿章“来往两次”，但到津后，却拒绝与李鸿章晤谈。德国的目的显然在于拖延停战议和进程，为瓦德西“用武”创造条件。

    李鸿章在津暂住期间，还作了三件事。

    一是力促清廷进一步采取为停战议和铺路的措施。9月20日他以转达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袁世凯、盛宣怀关于争取早日议和建议的形式，电请清廷：感谢俄国允许从北京部分撤军，并请俄国劝说德国；趁德军尚未全到，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早商停战；早下“诚心悔过”偷旨。9 月24日他电促清廷“议处”首祸诸臣，并将“端王逐出军机”。9月25日清廷降旨，允其所清，将“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诸王大臣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分别轻重加以惩处”；赐祭克林德；并向俄、德、日致送国书，希望“尽捐嫌隙”，“早定和议”。

    二是遵旨在津接任直隶总督。10月1日李鸿章遵旨在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接受了由护督廷雍派人送到的钦差大臣及直隶总督关防、盐政印信。这位年垂八旬、饱经沧桑的大吏，在曾坐镇25年而又调离数载的督署重接大印，自然会感慨万千。据说，李鸿章到天津后，目睹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一名城重镇残破不堪的景象，联想到“国破家亡”的艰险局势，不觉痛哭一场。

    三是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荣禄向清廷推荐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议②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9、11页。

    和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则建议清廷加派荣禄为议和大臣。但是北京沦陷后逃往保定的荣禄，却以“忝领师干，实难兼顾”为由，力辞不就。李鸿章经过深恩熟虑，也不再坚持原议，反而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李鸿章所以改变态度，一是由于他从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得知各国公使因武卫中军参与围攻使馆事而怪罪荣禄，“不肯接待”；再则考虑到在中枢须有一位能够影响慈禧、牵制顽固派的实权人物，以便协调内外，促成和议。慈禧对荣禄也“倾心以待”，希望他能随侍左右，襄赞策划。10月6日清廷命荣禄速赴行在，“入值办事”。李鸿章闻讯，深感欣慰，特地致函荣禄，表示祝贺。荣禄“领袖抠垣”后，与两位全权大臣李鸿章、奕匡“往复函商，以定和议”。俞抛说：人知奕匡、李鸿章之“榰柱于外”，不知由荣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