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让我认识到阿巴斯是如何对“电影”这种形式进行自我质疑、解构和思考的。

    阿巴斯最初选择伊朗北部的村镇柯盖尔作为《哪里是我朋友的家》（1985）的拍摄地，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的居民几乎从来没有看过电视和电影，这样有利于制造逼真的现实，获得逼真的表演。这个电影的故事非常简单：二年级学生阿默为还同学的作业本而奔走了整整一个傍晚，最后仍然没有找到同学家。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平淡”，但阿巴斯在影片中运用的伏笔与悬念几乎一个接着一个，如果仔细分析阿默在寻找同学家的过程中，剧情转折之处多达八、九处，一次比一次令人期待，又一次接一次让观众失望，最终以一个呼应第一场戏又具有诗意的老师检查作业的情景作为结束。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阿巴斯对情节剧的把握是非常在行的，而且在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故事里面，他插入了伊朗的许多现实状况，家长制的传统、教育现状、以及淳朴的儿童心理。阿巴斯引用戈达尔的话说：现实是没有拍好的电影。在阿巴斯的电影里，是对现实的尊重，而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这部影片使他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建立了全面的概念，他甚至认为应该取消导演。当他某次回国，在机场有一位工作人员认出他来，对同事说：“看，这是《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导演”。而他的同事则反问：“这个电影有导演么？”阿巴斯听了认为这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1990年，柯盖尔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的损失在历史上仅次于我国的唐山地震，有5万人死亡，其中2万是儿童，由于《哪里是我朋友的家》曾在伊朗风靡一时，所以媒体都在讨论电影里的孩子是否无恙。这促使阿巴斯去拍摄《生命在继续》（1992）。阿巴斯说上一部电影是我选择了柯盖尔，而这一次是柯盖尔选择了我。这种“选择”，后来不仅表现为电影里的人道主义，还表现为对电影本体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阿巴斯不停地对他上一部影片的虚构成分进行“供述”——这家人原先不住在这、这个老者原来不驼背，等等。很多记者后来问阿巴斯《生命在继续》是否算记录片，阿巴斯断然说“里面没有一部分是记录的！”为此他甚至想要下一部电影请最有名的演员来演。和《哪里是我朋友的家》（没能找到同学家）一样，这部片子最后也没有完成剧情预设的结果：没有找到那两个演出上部影片的孩子。阿巴斯不关心这个，他认为生活永远要比电影重要，他不必找到那两个孩子，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同胞面对未来的生命力。据说有很多电视同行指责阿巴斯不去拍地震中不幸死去的人们，阿巴斯的回应是“我不是去观看死亡的，我是去发现生命的”。在我放完这个片子之后，有学生问电影中有一段电影导演在树林里发现一个婴儿的场景，是否“隐喻着新生”。我认为，阿巴斯不需要隐喻，他要说的全部拍给观众看了。

    阿巴斯对他为何要再次回到柯盖尔拍摄《橄榄树下》（1994）有个有趣的说法：如果你要挖掘宝藏，就得盯着一个地方挖。这一次阿巴斯要挖掘的就是，虚构与记录、现实与梦幻之间的某些思考。《橄榄树下》，讲述的是《生命在继续》是如何拍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生命在继续》的重构，拿出上一部影片中的四分钟，放在这一部影片中进行“分解”——围绕这段戏，讲述电影之内、之外、，摄影机之前、之后的故事。阿巴斯常说他对摄影机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而那段四分钟的戏——地震后第二天新郎、新娘、导演在楼上楼下的一段对话，是阐述现实和梦幻的最佳文本：“楼上”（电影之外）表现的是现实，而“楼下”（摄影机前）却是梦幻。阿巴斯解释梦的现实性时说“梦和现实非常接近”，如果没有现实就产生不了梦，正如失去房间的窗，不成其为窗。为了坦白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矛盾，《橄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