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到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时，德富苏峰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即找船从旅顺回国，但在上船之前，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这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轰毁，“归根到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24]于是，他便毅然放弃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参与到对外扩张的行动当中来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苏峰的“转向”又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强盗的赃物被另几个强盗协力抢去，而这一强盗倍感身单力薄而痛苦万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较量，并再行盗窃”的逻辑上的

    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基点与核心，还引发了其它面目各异的侵华思想理论“无论是大臣贵胄，抑或是政客浪人，从‘脱亚论’到‘兴亚论’几乎都是同一观念体系，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寻求日本的强大，与欲‘并吞’中国、朝鲜的要求辍合在一起的本质方面，却是一致的”[25]其中，樽井藤吉(1850-？的“大东合邦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从“宇内混同”方策翻版制造出的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图的雏形

    “大东合邦论”言出樽井藤吉1891年5-11月份在《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刊登的《未定稿》文章其基本主张是面对世界列强，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定国名为“大东”，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从而振兴东亚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华思想从观念向实体化方向推进的重要步骤，是幕末以来所谓“宇内混同”方策与“西进南下”方策以“振亚”、“兴亚”等作为旗帜而更加具体化的产物所谓与中国“合纵”，樽井藤吉认为，面临着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日本对于清国的开明，承担着指导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应该与日本联合以抵御西洋因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难以与中国完全地“合并”，所以应该先期实行“合纵”“大东合邦之事，与清国有益无害矣”

    樽井藤吉对中国创导“合纵”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皇统的一部分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樽井藤吉辩陈这与欧洲的殖民地方式并不相同他说：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其文明进步靠“竞争”取得，而东亚社会则是“同一种族繁殖的社会”，应用“亲和”创造同种相和，造成一大势力，以与欧洲相对抗樽井藤吉的所谓“亲和”概念，日后便被衍化成“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也正因为如此，樽井藤吉以“东亚亲和”面貌现世的“大东合邦论”，标榜“兴亚”的理想，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受层面

    福泽谕吉是这一时期对日本社会侵略扩张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脱亚入欧”“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经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之恶友(即中国与朝鲜――引者注”[26]这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入欧论”的精髓，它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性当甲午战争真切地爆发时，福泽谕吉按捺不住兴奋，立即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唱赞歌对于台湾人民的反割让、反统治斗争，他则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属政府所有”，并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