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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动态
居民,或全部驱逐之,使台湾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其实是一种“夺亚”思想在当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既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思想武器,又是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并取得胜利后的思想总结和目标再定位

    与“大东合邦论”、“脱亚入欧论”前后,日本侵华思想还有以曾根俊虎、长冈护美为代表的所谓“兴亚会”,以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根本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另外,还有以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补偿论” [27]和“大日本主义”[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营造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不仅相继创建了所谓的“东洋政略论”、“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等侵略思想,虽然面目不同,但是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而且,他还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立足启发国民精神,培养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和进取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教化工作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他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

    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是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29]这里有三个思想渊源: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其一,“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30]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使日本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待朝鲜经营稳定后,下面的猎物就是紧连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占据“满洲”,大陆之梦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坚持认为“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31] “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的条件”[32]这种解释明显地是对西方近代殖民扩张主义“理论”的移植

    其二,对中国的蔑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鲜明地把甲午战争看做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33]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以国运相赌的,没想到“老大的帝国”清王朝不堪一击日本大喜过望,自此以后“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 [34] “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对支问题》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反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扩张中也深受其害,却同样无力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从远距离防御和国家自保的立场出发,把视线转向海外,并把富国强兵当作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同时还“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36]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于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37]战争的胜利及与英、法、美、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定,为日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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