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不可能康复，或者得了预后必然死亡的绝症，这种时候是否继续用药治疗，其决定权是在病人自己手里。当病人失去决定能力或者表达能力的时候，其决定权就在法定监护人手里。什么时候停止用药治疗，停止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谁来做这个决定，按照什么程序，什么标准来作出这个决定，美国各州有州法律来规定。出于同样的道理，法律规定不能用医疗手段来促使或加速结束生命。像泰丽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安乐死”这个术语能够概括的。在美国，协助自杀是非法的，所以所谓打一针“安乐死”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活着成为痛苦，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不再用药治疗，被动地等待死亡来临；反之，每个人也都有权要求，继续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生命。“死的权利”和“生的权利”合二而一，都是生命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泰丽本人想活，想用营养管维持生命，那么就应该让她活下去；如果泰丽本人想死，那么就应该拔掉营养管，让泰丽有尊严地一死之机会。

    泰丽一案中的两派，对以上所述的原则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是，泰丽到底是想要死还是想要活。

    取理性生命观的人，认为处于泰丽这种情况，活着毫无意义，毫无尊严，不如死去。他们说，如果他们处于同样情况，肯定会要求拔管，求安然一死。所以他们相信泰丽丈夫的说法，泰丽本人是求死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她安然一死的权利。而取传统基督教生命观的人，相信生命是上帝的恩赐，相信奇迹，相信泰丽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他们持同样的生命价值观。他们自己如果处于同样情况，会继续寄希望于医学进步，寄希望于奇迹，所以他们认为泰丽是想活的，她只不过是自己没有能力表达出来而已。法庭和社会拔掉她的营养管，是违背她活着的愿望，迫使她走向死亡，无异于谋杀。

    两派分歧的地方是在这里。

    十五年前泰丽失去知觉和表达能力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她没有留下现在是想活还是想死的书面文件。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在病人进入“持续植物状态”以后，如果病人本人没有留下明确意愿，那么是否拔掉营养管的决定权，就在法定的监护人手里。佛罗里达州法律把婚姻看得很重，泰丽的法定监护人是她的丈夫麦克。所以州法庭采信了麦克的说法，泰丽此时只求一死。麦克向法庭说，泰丽以前同他说过这样的意愿。泰丽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到底能不能说明泰丽现在的意愿，这些并没有证据。但是对法庭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泰丽来决定泰丽意愿的权利，现在在谁手里。法律规定丈夫是监护人，那么法庭只能采信丈夫的说法。法庭必须依法裁决，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佛罗里达州法庭，在经过长达七年的诉讼和上诉后，最终认定的是，可以拔掉泰丽的营养管。

    可是对于泰丽父母来说，这里头有很多疑问。泰丽病后，麦克一度搬入岳父母家，以便更好地照顾泰丽。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提起，泰丽以前有过在此情况下求一死的愿望。

    后来，是麦克向法庭提出拔掉泰丽营养管的申请时，“想起”泰丽以前说过这样的愿望。而麦克这时候已经有了另一个未婚妻，并且和未婚妻生育了两个孩子，事实上已经有了另一个家庭。但是，佛罗里达州法律仍然承认泰丽和麦克的婚姻，仍然承认麦克是泰丽的监护人，仍然承认麦克的说法，泰丽是求死的。而对于泰丽父母来说，麦克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女儿，他所说的泰丽求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他们出于父母之爱，认定了泰丽是想活着的。

    当3月18日泰丽的营养管第三次拔掉的时候，泰丽是想活着还是想死去？有谁能知道？医学专家们说，“持续植物状态”根本就没有意识，也就是说，谈不上想死还是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