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