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6月6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术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检查。我学的是人类学，冷门的。国民党反动派时，在国内有三个人类学系：浙大、暨南和清华，解放后说人类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为了这个学科，在复旦倒霉至今。苏联也有这个学科，我们却始终不承认。”

    ……

    从《复旦》校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校内鸣放的一些实况，但是并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都没有报道。

    据一位党政干部向我介绍说，当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党的领导是否一贯正确？

    有人提出，共产党也有错误，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中共受到苏共哪些方面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份英国《泰晤士报》，教师凭卡可以看，从中陆续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铁托在普拉发表的三次演说，这些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二、“一边倒”政策是否正确？

    有些教师提出：一边倒倒过头了。大家感触较深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比如：对停止学习英语，一律改学俄语的措施，就认为不妥，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而俄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不能用政治倾向来左右外语教学；对学时安排的六时一贯制，也认为学得太机械，没有什么好处。有些教师还从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意见，认为与英美断绝关系的做法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