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王造时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就比我们高明，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一向亲英，但他并不一边倒倒向英国，而是走中间路线，与苏联也有较好的关系。这种中间路线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利的。

    三、对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如何估价？

    这方面老教授的意见相当集中。首先是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很有看法，认为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拉郎配，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将有些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传统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对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见，认为学习苏联要有选择，适合我们的才可学，不能样样照搬。而当时则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科书，一直到学术观点，一律照搬。这很引起教师的反感。还有人对教研室的设置也提出了意见。以前的教师大都是通才，能教各类功课，按照苏联模式的教研室设定之后，就把教师的专业范围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来编在世界上古史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陈守实的专长是农民运动史、土地关系史和明史，后来编在中国上古史组，也就只能教中国上古史了；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原来都能教文学通史，后来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学史上。这种人为的分割，对学术上还不成熟的青年教师，影响就更大了，局限了他们，难以全面发展。

    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有些教师认为，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谭其骧教授对发动他的弟子来揭发他，特别不满，认为这是道德败坏。有些在国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个边缘人物。有位在建国前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师，说吃不准共产党对他是怎么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再写文章，说是“不留只字在人间”。

    五、对学术批判的看法。

    当时教师们对学术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满情绪，但还不敢说不应该批判，只是说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来代替学术评价，乱贴标签，不允许谈不同的意见。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陈守实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时他还没有被固定在上古史上，学生要他对武训作出评价，陈守实说：武训的精神是对的，办法未必对。结果受到学生质问：精神对为什么受批判？还有学生问道：你说武训精神好，那么希特勒的精神是否好？问得陈守实大光其火。同时这个批判也牵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性问题。许多教师都认为，政治和学术应该分开，在学术界，有些人政治上是跟国民党走的，但是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对这些人，就不能一笔抹杀。

    六、对三大改造运动的看法。

    许多教师认为，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绩，有多少缺点，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七、党群关系问题。

    有人说是油水关系，有人说党群之间有沟，有墙，有铁丝网，认为许多党员脱离群众，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假公济私，命令主义，盛气凌人，不愿听取不同意见。陈仁炳提出，要反“乡愿”，认为党员干部很欣赏“乡愿”，实际上护了短，掩盖了问题。他还提出要发扬贾谊精神，要敢于给皇帝上书。

    ……

    可见，现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许多问题，当时即已发现，即已提出。应该说，这些意见，大都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时能够认真整改，为时还不算太迟。可惜这些意见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要进行反击、批判，于是毛病就愈来愈严重了。

    据当时的校内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