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回忆说，在鸣放期间，上面倒并未打招呼，只是由于他们自身处于被提意见的位置，为要保持一种高姿态，所以不进行辩解，而且那时很强调党内外有别，界线较为分明，党员们认为自己有意见应在党内提，不宜在群众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较左的，认为这种鸣放很不正常，说迟早要算账。甚至还有当场反击的，如孙大雨指责杨西光时，就遭到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徐常太的反击。

    那时也有主动进行鸣放活动的，这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活跃分子，他们大抵少不更事，为报纸上的鸣放气氛所感染，也为别的学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动，所以急欲争相一鸣。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宣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来临；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言指责共产党领导的缺失；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敲响了“电影的锣鼓”；文艺界流行着揭露社会弊端的写真实作品；《文汇报》上还发表了与周扬商榷的文章，虽然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关于英雄形象塑造这样的小问题，但敢于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意义却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早已动了起来，物理系学生谭天雄贴出了大字报，自称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株大毒草》……而北大学生叶于泩干脆把火烧到复旦，他给复旦学生会寄来一封信：《我的忧虑和呼吁》。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与北大一样，复旦最先动起来的也是物理系同学，而且还出现了一员女将：马明敏，她非常活跃，勇于挑战，在鸣放会上直指党委书记杨西光质问道：“请你回答，复旦的肃反运动究竟搞错了多少人？”弄得杨西光非常尴尬。当然，后来她就成为极右分子，吃尽苦头。但据她的丈夫张静甫说，马明敏其实并非主要角色，只因为北京出了个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复旦也要搞出个女生大右派来，才能南北相称，所以有意把马明敏抬举起来，作为重点来整，并且还上了《解放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弄得远近闻名。当时在物理系四年级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罗宪祖和张静甫三个人，他们轮流主持鸣放会。大约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物四同学就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却很感兴趣。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吴常铭觉得物四的思想很活跃，可以作为典型来抓，就在这个班级组织小型辩论会，说是真理愈辩愈明。这些学生不知其中厉害，就鸣放了起来，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随便公布？能否据以定罪？肃反运动有没有扩大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好？人事档案制度好不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到得反右阶段，这些当然都成为右派言论。

    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