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右派分子。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