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在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总共不过万把人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吗？而且还是新生的？然而脑子里打着这种问号的，大抵都是书呆子，他们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变的错误。要知道，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讲得人们昏头昏脑，停下课来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发红，只要上峰一指点，有些人就会产生幻觉，在眼前幻化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来，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淘金记》中那个饥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伙伴幻化为一只火鸡，并且想要把他打死来充饥。至于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头头们，由于官运相关，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劲，抓得过瘾。他们此刻的心情，有如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至少不能输给那个不起眼的王胡，否则就有点“太妈妈的”了。于是，在这“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丽国家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到处都冒出许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说它批一件公文要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公章，办一桩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载。这话自然符合实情，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的观察，大凡要办成一件与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资、提职称、分房子，或者平冤狱、摘帽子、退还抄家物资等统称“落实政策”之事，那是办得很慢的，因为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云霓，却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阶级斗争，搞运动，整人关人等事，其办事效率却又神速得惊人，“最高指示”不过夜，上级命令马上贯彻，雷厉风行，遍地开花，几天之内，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全面地铺开了。

    “一打三反”运动既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进展当然是神速的。市革会刚把“光荣任务”布置下来，复旦的头儿脑儿们马上就拟出了好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名单：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小集团、邹吴李小集团……还有一个叫做“为反复辟学会翻案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的“反复辟学会”专案组成员，因为不同意把“反复辟学会”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现在自己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了。这一着特别厉害，它无异于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警告：凡是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你们不能同情，对于我们的行动，你们不能有所异议，否则，也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而且立刻动手抓人。胡守钧被抓起来了，陈秀惠被抓起来了，王志惠被抓起来了，王华被抓起来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们带着市革会的公函和头头们的私信，昼夜兼程，采取行动。于是，周谷声从南京无线电厂被抓回，邱励欧从浙江乔司农场被抓回，肖昌雄从安徽天通军垦农场被抓回……对于他们，有些是智取，骗说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门来，就押上汽车开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绑押出农场，有如对付江洋大盗。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被抓、被关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复旦园内几乎每一幢楼都变成了牢房，学生宿舍、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到处都关着人，——甚至连放射性实验室也不空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并不允许任何机关学校私设牢房，但他们这样做却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拘留或关押，只说是隔离审查，因此也就不能说复旦私设牢房，只不过有许多临时隔离室而已，——虽然有些隔离室是“临时”到一年以上的。

    可见中国的确是个文明古国，单是文字游戏，就远非洋鬼子们所能及。只消把关押、拘留说成隔离审查，把抄家说成是保密检查，就与法律无涉了；只消把失业改称待业，把涨价改称调价，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何况，脑子里装满法律观念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