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上的臭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律，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确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那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斗争和专政的需要，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让路的。

    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道理还没有参透，看见那些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之事，难免要腹诽。而且每每发为议论，于是就成为反动言论，最终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军宣队的人常说：“我们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这些有花岗岩脑袋的人斗过来！”此话不假，我后来就通脱得多了。一则是见怪不怪，二则也就因为七斗八斗，斗得脑子都有点麻木了

    1970年的春节，我是在南京过的。头年秋天，内子高云响应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关于“四个面向”的号召，与一批中学生一起，到黑龙江瑷珲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