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去的老兵遗属，回来写报告文学，就采来《东山》诗古意，并用“我徂东山， 不归”作为全篇的主调，回环往复，增加了感人的力量——可见老师们要我们好好读书还是对的，心中没有诗书垫底，文章也根本写不好。后来的“唐宋时期文学”，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名叫张虹，她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说是老师，她也就比我大几岁，可能还不如我们班好几位“老生”大。她虽年纪小、资历浅，可是很要强，日夜苦读，殚精竭虑，想要把我们教好。看她往讲台上一站，摆开架势，熟练的话语一串串地甩过来，心里还真肃然起敬。不过她到底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女孩子，平时愿和我们女生走近。有一次聊天，她听说我写了一篇小说，非要看看。我心说你是搞古典的，怎么也看当代小说呀？没想到她看完以后，按照古典文学的分析方法，把人物、结构、思想性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对我后来的修改给了很大的帮助。从此我方知道，一个人的水平若是高，做学问是相通的。可惜偏偏考张虹老师的课时，我因发烧没考好，只得了80分，这是我在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分数，到现在都心存歉疚，觉得对不起张虹老师。

    然而，“七七级”和“七八级”，又是最桀骜不驯最有主见最不听话最不依不饶最难对付最不容易教的学生。 我们是极为挑剔极为苛刻极为严格极为高傲极为难“伺候”的一群，我们也有着许多属于我们的意见和不满意， 比如有的课，内容太陈旧了，老师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讲义，10年的陈芝麻旧谷子，早发霉变味了，可是依然在讲。老师们也在努力，但是跳不出旧框框。 最不满意的，是教学的模式化和概念化。当时“文革”结束刚刚两年时间，“运动”的阴影还盘旋在老师们的心中，“左”的思想意识也还深深桎梏着教学，一切都还没有“改革开放”。所以古典文学课、现代文学课、当代文学课、外国文学课，课课全是“社会背景”、“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三套式讲法，因此你就听吧，无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巴金老舍曹禺，或是歌德雨果托尔斯泰，一讲全是“关心民众疾苦”、“反抗黑暗时代”，“直抒胸中块垒”，谁和谁都一样，连评价的语言都一样，简直分不出古今分不出中外分不出个性分不出高下，就好像上上下下几千年，中国外国的作家们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叹，可悲！ 因此，我经常羡慕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今天学到的是真实的学问，而我们当年，做了多少无用功啊！不过他们也得羡慕我们，当年，南开举办过一些特别让我们留恋的教学活动，使我们像含着一枚香气浓郁的橄榄，越咀嚼得日久，越能品味出悠长的香味。 那时，每年都要请社会知名作家和学者来讲学，记得听过的有李何林先生、郑雪来先生、 衔霸先生，还有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方面的名家，每一次都是一片新的蓝天，给我们心理上带来的强大的冲击力量，可能是校方根本想不到的，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对我的思想施加着影响！所以我主张要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多给学生们开各种讲座，不管文科理科，都要开阔视野，首先让他们学到手的，不是背诵公式条文观点结论，而是如何与世界相拥抱的综合能力。 而在那众多烁烁的群星中，永远镌刻在心宇不会忘却的，要属来自海外的著名女学者、女词人叶嘉莹先生，我们有幸听了她两个月的古典诗词课。叶嘉莹先生少小即接触古典文学，有家学渊源，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海外，后定居加拿大，专事古典诗词研究，达到很高水平。

    1978年她归国讲学，没选择北大而选择了南开，很使南开学子骄傲了一阵子。当时我们刚入校不久，一切都还懵懵懂懂地不明事理，但见“七六级”和“七七级”老生们，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师们都兴奋地争听叶先生的课，我们就知道好，也狂热地卷进去。我因为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