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这一项。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只听说过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哪里听闻过什么皇后学院、国王学院、丘吉尔学院？我的一个学教育的台湾朋友更逗，专门给招生办写了一封信：“你们提供的学院名称古怪，不知道是教什么的。我来剑桥打算攻读教育学硕士，你们自然应该知道把我安排在哪一个学院。”弄得招生老师啼笑皆非。因为我们的无知，错过了挑选学院的机会，只能被随机安排了。我所在的St. Edmund’s 学院建立于1896年，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在剑桥的学院中也算是较新的了。学院不大，也就百余人吧，里面的服务人员却十分友善，偶尔碰到，竟然可以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

    不同学院的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建筑格局和组织结构倒是大同小异。从建筑上来说，每个学院都拥有一个大而气派的食堂（老师和学生一同用餐是中古寺院生活遗留下来的传统），总有一个美仑美奂的院士休息室(combination room, 我们简称其为CR)，这是剑桥的Don（老师）饮酒、喝咖啡、读报纸、较量“嘴上功夫”的地方。当然礼拜堂也是个个学院不可缺少的建筑（这也最能体现中古时期遗留下的宗教精神），再则就是图书馆、酒窖和花园了。

    学院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学一起生活，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流当中，他们不仅可以相互吸收彼此间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融合了彼此之间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可以说，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 许多改变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熔炉里产生的。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剑桥的求学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罗素于１８９０年进入剑桥大学以后，２０世纪的大人物们一一与他在这里碰面。在剑桥第一周，他与同学桑格的交谈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见你有德雷帕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很好。”桑格回答道：“你是我遇见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半小时后，他们成为终生密友。桑格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  罗素的另一位剑桥好友西奥多使他对自由贸易产生了兴趣，西奥多后来成为了数位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而西奥多的哥哥克朗普顿在学院的楼梯处冲罗素背诵布莱克的诗句，感动得罗素目眩神迷。罗素的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哲学家麦克塔格特和穆尔，前者让罗素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后者让罗素摆脱黑格尔。在剑桥，罗素还遇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说同这位智力超一流的人辩论，自己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傻瓜。像所有大学生一样，罗素对老师们的授课并不在乎，而是更看重同学间的脑力激荡。这样的交流与碰撞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使这个平凡的剑桥学子最终成长为思想界的巨擘。

    正是意识到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每一个学院都尽其所能地为学生的交流互动创造各种条件。比如在住宿的安排上，一般都会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这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当我到了剑桥放下行李时，这个抽象的概念就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我到剑桥住的第一个house里住着三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男生：一个读物理的美国人，一个读化学的新西兰人，还有一个读材料科学的祖国同胞。后来我又搬过一次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