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个男生（帅哥）住在同一屋檐下，苏格兰的Simon读的是管理学，俄罗斯的Roman读的是电子工程，杨光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读发展经济学的。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住在一起别有趣味：Simon是个机灵活跃的小伙子，热衷于用他那难懂的苏格兰英语向我们大力介绍苏格兰文化，还穿着短裙向我们展示爱丁堡男性的时尚，他的房间总是会传出闹腾的摇滚乐；Roman高高大大，穿着装扮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工人兄弟。他不善言语，但偶尔高兴了，就会在屋里哼上几首俄语歌曲或者教给我们几句俄语。杨光岁数最大，酷爱读书，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边吃饭，一边读《史记》。他的刻苦精神让Simon和Roman佩服不已，只是他俩不明白中国人书上的字怎么是竖排的？生活中我们的不同难以细数，但这些区别其实只是表面的。我们四个人平时常常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在不断的交流我发现我们看待问题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同样源于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些差异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取得的不同结果，在当天晚餐的饭桌上我就和Roman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向我描述了当前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状态，还特别谈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大学教授的工资少得可怜，所以大量的教学精英纷纷投奔国外的高校。我在美国的同学就说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最好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最好的教授大都是俄罗斯人。”他的描述未必精确但却直观，让我对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一直相信：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所以牛津著名的学者纽曼会说：“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后者。”剑桥的开放，不在于它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而在于它为学生创造的自由开放的学习生活环境。在由学院文化构成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

    我庆幸来到了这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在这里，我将心灵与头脑的大门完全敞开，尽情地吸取着独特的精神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