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承包了驯鹿。他们生活在山中，住在帐篷里面，几个猎民或几个家庭共同放养着驯鹿。

    这里的驯鹿遵循的是传统的形式，人们把驯鹿放到山中任其自由觅食，并不跟踪看管。要想锯鹿茸首先得把鹿召回，就见人们随手捡来一些干柴、树枝，点燃它们，浓浓的炊烟向森林飘去，不大功夫就见鹿群向这里奔跑，男人们把回来的驯鹿圈在圈里，（20）在它们中间挑选鹿茸，一旦选中，就把那头鹿按住，割锯它的鹿茸。妇女们向我解释，夏季森林里蚊虻无数，猎民总是要生烟为驯鹿驱赶叮咬它们的蚊虻，每当白烟升起，驯鹿就会向烟雾地方跑去，在夏天，猎民就利用这个方法召回驯鹿。至于冬天，就要给驯鹿喂盐，对盐的依赖，使得驯鹿离不开人。（21）

    巨大的鹿茸被锯下以后，（22）上边总是残留着血津儿，有人告诉我，鹿心血是最宝贵的药材，而鹿茸的血滴仅次于鹿心血。所以买鹿茸的话，你要看看里面是否有血津儿。

    敖鲁古雅处在激流河与敖鲁古雅河交汇的地方，每逢汛期河水泛滥，民宅被淹，鹿圈被毁。这样持续不断的灾害促使敖鲁古雅所属的根河市政府不得不考虑生态移民问题，目的是让猎民的财产、生命远离每年都要面对的洪水威胁。

    1999年，国家出台了1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一次性脱贫的政策，当地政府决定根据这个政策为鄂温克猎民建立定居点，让他们过上永久的定居生活。生态移民的地址选在根河市区西侧的三车间处，政府有意把新的敖乡发展成鹿业养殖和鹿产品加工基地，让猎民们脱贫致富。学校、医院、博物馆、敬老院等也都在政府的建设规划中。这个定居点同时也是民族旅游村，通过它把鄂温克猎民的历史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

    然而，在《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25-26版刊载的师欣的《部落之变——鄂温克人的新居》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热望却没有得到猎民们的认同，他们认为：“家在哪里无所谓，而驯鹿不能下山”。传统生活告诉他们，驯鹿要寻找人烟稀少，苔藓丰富的地方，这就注定猎民们要跟随驯鹿的足迹，不断漂泊。当地政府圈养驯鹿的计划，对猎民来说还欠缺经验，因此猎民担心害怕这种“生态变革”。同自己世代相传的驯鹿经验相比，他们认为政府指派的饲养员根本不懂得驯鹿。

    面对猎民的思想抵触，当地政府决定让步。首批猎民搬迁新址7天后，政府同意首批搬下来的驯鹿返回大山。驯鹿重归山林，猎民们喜笑颜开，不顾山上蚊虫叮咬，各家代表挤在山上的帐篷里值班。现在敖乡新址的48个鹿圈，显得空空荡荡。

    猎民们既不愿下山，又急于返回山林，真的就只是出于驯鹿生存方面的考虑吗？

    鄂温克族完整的部落社会生活早已经衰落，氏族组织和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传统所剩无几。曾经那么集中表现驯鹿生活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随着最后一位老萨满谢世，成了人们的记忆。残留下来的传统资源就是其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驯鹿。

    因此驯鹿是鄂温克族传统的集中展现，对这个民族来说，驯鹿就是“命根子”， 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就建立在他的“根子”上，并由此表现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

    驯鹿，在精神层面上，代表着“我们”的意识，使鄂温克人变得荣耀，给他们以活力。

    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是文化继承的体现，是鄂温克人群体意识的归根处。这是个集体认同的信号，承载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价值，而这一点却没有被当地行政部门充分理解。

    这次的生态迁移也揭示了鄂温克猎民在面对巨大的捉摸不定的变化时的一般心态。他们缺少文化上的安全感，用拒绝外部影响来表达自我保护意识。猎民们幻想着与世隔绝的家园能够持续，这种持续通